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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梅被医院拉走了。

当天下午，二十多个印度同事排着队走进负责人办公室，手里举着联名抗议书。

之前留学的时候听说过印度人团结，真是叹为观止。

负责人看着密密麻麻的签名和厚厚的证据，脸色一阵发白，嘴里不停打圆场：

“大家别激动，我会跟李经理沟通，肯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，先回去上班好不好？”

当天晚上，阿雅就联系了印度当地的劳动部门，拉吉则陪着被开除的同事去了法院，提交了所有证据：

强制加班的考勤记录上，每天的下班时间都标注到凌晨一点；克扣工资的财务凭证里，有李梅签字的扣款单；

还有那几段霸凌的监控录像，每一段都足以证明公司的违规行为。

可证据摆在面前，她的辩解显得格外苍白。

更让这里的人没想到的是，印度同事还在暗中收集公司运营的违规证据，嫌弃印度政府处理速度是龟速，直接跨国举报到中国的有关部门了。

公司渐渐走下坡路了。

公司为平息印度同事的怒火，竟荒唐地出台了“双规制度”。

中国人必须按原规定加班到凌晨，印度人则准点下班。

消息一公布，办公区里的中国同事瞬间炸开了锅，原本跟着李伟、王姐讨好李梅的人，脸上也多了几分不满。有人私下抱怨：

“凭什么印度人能准时走，我们就得熬到半夜？这不是区别对待吗？”

我才不管呢，到点我就准时下班。

从那天起，我每天到点就收拾东西，踩着六点的钟声准时走出办公区，丝毫不管身后李梅铁青的脸和同事们异样的眼光。

久而久之，越来越多的中国同事开始效仿，有人甚至偷偷跟我打招呼，说想跟着我一起争取权益。

等到公司破产那天，我们全体员工的工资发不出来了。

所有人都愁眉苦脸的。

我勾唇一笑，是时候让我老爹收购了。

可李伟和王姐这群人，却把怨气都撒在了我带头准时准点下班身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