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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天，中心的公告栏上，贴出了两份截然不同的通报。

第一份，是红头文件，关于“授予岑星同志‘市级五一劳动奖章’及‘中心年度特殊贡献金奖’的决定”。

文件中，极尽赞美之词，将我塑造成了爱岗敬业、能力超群的行业标杆。

我的办公桌上，也多了一张傅承业先生私人赠予的一百万元奖金支票。

而第二份，是一张薄薄的A4纸，标题是“关于庄曼、柳菲菲二人的处理决定”。

柳菲菲，经查实，长期通过恶意挂断、敷衍处理等方式伪造KPI数据，严重违反职业道德，予以开除处理，并计入行业黑名单。

我听说她离开公司的时候，是被保安架出去的，她想冲过来找我拼命，嘴里还不停地咒骂着。

庄曼的下场更惨。

她虽然没有被开除，但被一撸到底。

从一个前途光明的部门主管，被降职调去了档案室，成了一个负责整理过期文件、没有任何权限的档案管理员。

她所有的职级待遇、奖金、津贴全部取消，只剩下最基本的工资。

在这个极其看重资历和级别的单位里，她的职业生涯，已经画上了句号。

我最后一次见到她，是在去档案室办手续的时候。

她坐在一堆发黄的故纸堆里，穿着一身灰扑扑的旧工装，头发随意地挽着，脸上没有任何妆容，苍老了十岁不止。

她看到我，眼神里没有了恨，只剩下麻木和恐惧。

她甚至不敢与我对视，立刻低下了头，假装在忙碌地整理着一沓毫无用处的报表。

曾经那个高高在上、精致到头发丝的庄主管，彻底消失了。

取而代之的，是一个被现实磨平了所有棱角，对未来失去一切希望的中年女人。

我知道，这种日复一日的，在绝望和悔恨中消磨余生的惩罚，比直接开除她，要残酷得多。

……

中心的工作环境，在经历了这场风暴后，焕然一新。

新来的主管是从一线提拔上去的，他废除了所有不合理的KPI考核，重新强调了“生命至上”的服务原则。

同事们看我的眼神，也从过去的复杂，变成了纯粹的敬佩和信服。

他们明白，我那天不仅仅是为了自己，也是为了所有被不公制度压迫的人，争取了应有的尊严。

我用我的“编制”和“特级专家”身份，推动了几项新改革，包括为一线接线员设立更完善的心理疏导机制和弹性调休制度。

我的工位，依然在那个熟悉的位置。

这天，一个电话接了进来。

电话那头，是一个声音听起来很年轻的男孩，带着哭腔，断断续续地说着自己生活的不顺和世界的冰冷。

“我……我真的撑不下去了……”他绝望地说。

我看了看墙上的时钟，然后舒服地靠在了新换的人体工学椅上。

我没有去看计时器，也没有去想什么KPI。

我只是把声音放得更柔，更缓。

“没关系，不用着急。”

“慢慢说，我在这里，我听着呢。”

阳光透过窗户，洒在我的身上，暖洋洋的。

我知道，从今天起，我终于可以，只做一个纯粹的，救死扶伤的接线员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