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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北京后，我投入了新的工作。

研究所的环境很好，同事都是单纯搞科研的人。

我申请了一个小公寓，每天两点一线，生活简单充实。

每个月一号，我会给他们打一千块钱，钱每次都很快被取走。

除此以外，我和父母再没有联系。

工作第二年，我牵头的一个项目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。

颁奖典礼上，我作为团队代表上台领奖。

就像很多年前，在山里小学的土操场上，我作为学生代表发言的样子。

那时候我说：“我要努力学习，走出大山，改变命运。”

我做到了。

典礼结束后，有记者采访我。

问到成长经历时，我简单带过：“我是从山区走出来的，很感谢一路上帮助过我的人。”

记者追问：“那您的父母呢？他们一定很为您骄傲吧？”

我看着镜头，微笑：“他们教会了我独立。”

那期节目播出后，我在科研圈里小有名气。

很多高校邀请我去做讲座，我都答应了，但都有一个条件。

讲座免费，但主办方要捐赠相应的金额给山区教育。

一年下来，我通过这种方式筹集的捐款，又建了两所希望小学。

某一天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。

“请问是赵晨曦女士吗？您父亲赵建国病重，能不能来一趟？”

我请了假，买了最近一趟航班。

到医院时，父亲已经进了ICU。

母亲守在门外，整个人瘦得脱了形。

“医生说，是肝癌晚期。”母亲看见我，眼泪又下来了，“需要换肝，至少要五十万。”

我透过玻璃窗看着病房里的父亲，他插着管子，闭着眼睛。

“钱我可以出。”我说，“但需要打借条。”

母亲突然哭起来：“你就这么恨我们吗？你爸都快死了！”

“我不恨你们。我只是不把你们当父母了。”

母亲哭得上气不接下气。

“医药费我会打过来。”我站起身，“好好治疗，好好活着。”

走到门口时，母亲突然喊住我。

“晨曦，你小时候说最喜欢吃我做的红糖糍粑，你还记得吗？”

“记得。但你后来没有再为我做过，你说费糖。”

说完，我拉开门走了出去。

“钱我会打到医院账户。”我说，“手术做完给我打个电话。”

“晨曦！”母亲叫住我，“你能不能原谅爸爸妈妈？”

我没有回头。

“妈，有些事，不是一句原谅就能过去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