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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后的几个月，我的邮箱里开始陆续收到匿名邮件。

我的品牌在纽约开业，门口的花篮署名“一个故人”。

我去欧洲出差，酒店房费被提前付清，附言“注意身体”。

我的作品获奖，第二天奖杯就被裱好送到办公室，

快递单上的寄件地址是西藏某地。

我把它们原样退了回去，花篮剪了，房费转回他公司账户。

最后一次，我在退件包裹里夹了一张纸条：

“别再送了。我的日子过得好不好，跟你没关系了。”

后来听说他把公司交给了职业经理人，

自己在西藏盖了间小院，种了一院子白玫瑰。

有人看见他在大昭寺门口磕长头，额头磕出了血。

第二年初秋，我去巴黎办展。

那是“破茧”系列的第三季，主题叫“自由”。

展会结束那晚庆功宴，我喝了不少酒，一个人在塞纳河边散步。

回到酒店，前台递给我一个信封，没有署名。

打开来，只有一行字：

“听澜，你让我下辈子别遇见你。可我想了想，还是做不到。”

“这辈子欠你的，我用下下辈子还。你好好过你的，我不再打扰了。”

我看着那行字，看了很久。

然后把它叠好，放进了行李箱最里层的夹袋。

窗外巴黎的夜色温柔，我端着红酒杯，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一个冬天的晚上。

顾淮之发烧，我跑出去买药，回来的时候他在半梦半醒间攥着我的手，

声音闷闷的：“听澜，别走。”

那时候我没说出口的话是——

我不走。

可后来我们都迷路了。

三个月后。

旧金山郊外的山路上，我加班到凌晨开车回家，弯道迎面冲来一辆失控的大货车。

我猛打方向盘，车身撞向护栏，半边悬在悬崖边，安全气囊弹出来糊了我一脸。

意识模糊中有人砸碎副驾驶的窗，把我连拖带拽弄了出去。

我听见有人在我耳边喊：“听澜！睁眼！别睡！”

那声音太熟悉了，像从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，又像贴在我太阳穴上。

我想睁开眼看看是谁，眼皮却沉得像灌了铅。

再醒过来，是在医院的病房里。

护士说送我来的人肋骨断了三根，左臂骨折，做完手术被转去了另一间病房，死活不肯留名字。

我让助理去查。

查回来的名字是顾淮之。

那天下午我坐在病床上，看着窗外的梧桐叶一片片落下来。

想了很久，最后写了一封信，让人转交给他。

信上就一句话：

“顾淮之，两清了。下辈子，你走你的阳关道，我过我的独木桥。”

没署名。

后来听说他看完信在病房里笑了很久，笑得伤口崩开，又缝了一次。

再后来，他真没再出现过。

西藏小院还开着，白玫瑰换成了格桑花，

大昭寺外也再没人磕长头磕到额头流血。

而我继续在纳帕谷种我的葡萄，做我的珠宝，陪爸爸吃晚饭，偶尔跟Luca跳一支舞。

今年“破茧”出了第四季，主题是“归零”，用最素的白金和最纯粹的钻石，回归珠宝本身的样子。

媒体说这是我从业以来最成熟的作品。

只有我自己知道，那个系列的最后一件，是一枚对戒。

内侧刻了一行极小的字，谁也看不见。

“下下辈子，别遇见了。”

每年秋天，我的办公室门口还是会莫名其妙多出一束白玫瑰，

没有卡片，没有署名。

我不再退了，找了个花瓶插起来，放在窗台上。

就让它们在那儿开着吧。

来年春天，纳帕谷的葡萄藤又抽了新芽。

我坐在露台上晒太阳，Luca端着两杯酒走过来，坐在我旁边。

“林，”他歪着头看我，“你还在等他吗？”

我扭头看了一眼窗台上那束开始枯萎的白玫瑰，笑了。

“不等了。我在过我的日子。”

风从山谷那边吹过来，带着泥土和葡萄叶的味道。

我闭上眼，第一次觉得，

来日方长这个词，终于又回到了我身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