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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,从老家朋友的闲谈里,我零星听到些关于他们的消息。

姐姐最终只去了邻市一所专科学校,学的专业听起来光鲜,实则就业率低得可怜。

毕业后在人才市场辗转数月,要么嫌工作累,要么被嫌弃学历浅,最后进了家小公司做行政,每月工资刚够养活自己,再想添置点像样的东西,就得伸手向父母要。

表姐总在家族聚会上“关心”她:“明珠现在一个月挣多少呀?听说你那公司经常加班?”

“不像我们家苗苗,在清大读书,奖学金都花不完呢。”

每句话都像针,精准扎在姐姐最敏感的地方。

姐姐攥着杯子的手猛地收紧,脸涨得通红:“关你什么事?”

“哟,还急了?”表姐慢条斯理地剥着橘子,“当初不是说要嫁进豪门当少奶奶吗?怎么沦落到给小公司打杂了?”

这样的话,几乎成了每次聚会的固定节目。

那个曾被姐姐视作“金龟婿”的黄毛富二代,被我举报恶意阻碍高考、妨碍交警出勤进了局子,家里花了七位数才把人捞出来。

出来没几天,就被他爸妈塞进了飞往国外的航班,美其名曰“留学深造”,实则是丢出去避风头。

一开始,姐姐还抱着幻想,偷偷和他保持联系。黄毛姐夫在国外也应着,说“等我站稳脚跟就接你过来”。

姐姐便信了,省吃俭用给他买礼物寄过去。

可半年不到,姐姐就从共同好友的朋友圈里,刷到他和一个金发碧眼的留学生在巴黎铁塔下拥吻的照片。

姐姐气疯了,打越洋电话质问,他却轻飘飘地发来段视频,是两人以前的私密录像。

“安分点,不然我可不保证这东西会不会流传出去。”

姐姐瞬间蔫了,只能捏着鼻子忍了,那段日子,她在电话里跟妈妈哭,妈妈也只能叹气,连句硬气话都不敢说。

父母的日子也没好到哪里去。

当年买学历被举报的事,像块洗不掉的污点,在老家传开了。

以前常来串门的亲戚渐渐断了来往,路上遇见熟人,对方要么绕着走,要么用鄙夷的眼神打量他们。

爸爸早早就退了休,整天闷在家里抽烟,妈妈的广场舞队也把她踢了出去,说“跟心思不正的人玩,怕带坏风气”。

偶尔有老家的人来北京,会绕到我的学校看一眼,回去后添油加醋地说:“谢苗苗现在可厉害了,在清大拿奖拿到手软,校长都跟她说话呢。”

他们不知道的是,我不仅拿遍了国家奖学金,还在国际学术会议上做了报告,毕业时被保送直博,导师正是当年帮我联系学校的李教授。

那天在实验室整理数据,手机突然弹出一个陌生号码的短信,是我妈发来的:“苗苗,你爸病了,你能不能回家看看……”

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,删掉了短信。

窗外的阳光正好,落在培养皿上,折射出细碎的光斑。

我想起高三那年被反锁在房间里的夜晚,想起那瓶散发着怪味的“提神药”,想起他们眼里永远只有“奖学金”和“姐姐”的样子,想起那一次次的考验。

有些债,不是一句“后悔”就能还清的。

有些路,一旦走远了,就再也没必要回头。

我的人生,早已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,开出了属于自己的花。

【全文完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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