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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年后。

在行业内最高规格的年度峰会上。

我作为华南区的优秀青年代表，穿着定制的职业套装，踩着高跟鞋上台发言。

台下掌声雷动。

会后，我婉拒了几个老总的晚宴邀请，准备回酒店休息。

在会场外的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。

我偶遇了宋天赐。

他穿着一件起球的旧棉服，头发油腻地贴在头皮上，蓬头垢面。

他正在寒风中，给一家新开的劣质快餐店发传单。

路过的人纷纷避开他。

他眼神躲闪，满脸都是被生活毒打过的风霜。

他转过头，看到了刚从会场走出来的我。

他愣住了。

手里的传单散落了一地。

“姐……”

他下意识地想冲过来。

却被会场外尽职的保安一把拦住。

“干什么的？退后！”保安厉声喝道。

宋天赐隔着保安的胳膊，焦急地冲我喊着。

“姐！你帮帮我！”

“给我点钱买药吧，妈快不行了，医院要赶我们出来！”

他急得眼泪都出来了，毫无尊严地哀求着。

我停下脚步。

静静地看着这个曾经被全家捧在手心里的“太子爷”。

我打开爱马仕的钱包。

从里面抽出一张一百块钱的纸币。

我没有递给他。

而是手一松，任由那张红色的钞票飘落在地上。

“这是最后一次。”

我说完这句话，转身走向公司配给我的专车。

司机恭敬地为我拉开车门。

我坐进后排，关上车窗。

车子平稳地启动。

我从后视镜里，看着宋天赐不顾形象地趴在地上。

为了那一百块钱，和一阵风较劲。

我们之间，已经隔了一整个阶级的距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