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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婚冷静期开始后，我搬出了婚房。

没有大张旗鼓收拾东西。

我只带走证件、几套衣服和许安留在家里的课本。

贺承洲第一次找来时，带了一辆新轮椅。

型号、颜色，甚至扶手高度，都和许安原来那辆一样。

后备箱里还有校服外套和整整一箱薄荷糖。

“厂家说这个型号最安全。”

他站在车边。

“我还联系了国外的康复机构。如果当时我早点。”

“她已经火化了。”

他整个人僵住。

我看着那辆崭新的轮椅。

“你准备让谁坐？”

“我不是这个意思。”

他握住车门，指节泛白。

“我只是想补偿。”

“那你配合调查，承认是你主动让她下车，别再用‘安全安置’四个字。”

“我会承担该承担的责任。”

“什么叫该承担？”

我拿出警方补充笔录。

“把事实写清楚。”

他看着笔录，没有接。

“律师建议在责任认定前，不要做主观表述。等调查结果出来，我不会逃避。”

他依然想把承认错误，放到最安全的时候。

我关上门。

“轮椅和糖带走。这里没有人需要。”

第二次，他带来了婚房产权变更文件和公司股份转让书。

“房子归你。股份我再给你百分之十五。”

“条件呢？”

“撤回离婚申请。”

他语速很快，像终于找到一个足够公平的方案。

“你不用回公司，也不用再见唐薇。我会解除她的职务。以后公司所有重大决定，你拥有一票否决权。”

“我不要公司的决定权。”

“那你要什么？”

“离婚。”

他的手按住文件。

“许宁，我们在一起九年。你不能因为一个错误，把九年全抹掉。”

“一个错误？”

我把警方送还的断裂刹车片放到桌上。

“你开车去郊区，是第一次选择。”

“让许安下车，是第二次。”

“电话静音，是第三次。”

“逼我签说明，是第四次。”

“拿她做宣传，是第五次。”

“你只是习惯把每一次都压缩成一个错误。”

他嘴唇发白。

许久后，他收起股份文件，却没有拿离婚协议。

“我不会签。”

“诉讼程序已经启动。”

“你只是在悲伤里做决定。”

他仍然用从前的语气替我下判断。

我没有争辩，直接关门。

当晚胃病发作，我独自打车去了医院。

填紧急联系人时，我的手习惯性写下一个“贺”字。

笔尖停了几秒。

我把那个字划掉，填上了许安班主任的名字。

原来离开一个人，不是关门的那一刻。

是每一次想依赖他时，都重新为自己作出选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