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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记得，那年我才四岁。

母亲第一次从外面请回了这个“功德天平”。

她召集了所有亲戚，煞有其事地宣布，这是她去名山古刹，求得一位得道高僧开过光的法器，能衡量一家人的福报。

第一次“称量”时，我因为想多拿一块糖。

天平，给了我99块的“命”。

而永远乖巧、嘴甜的妹妹林知秋，是999块。

我哭着说不公平，为什么妹妹有那么多钱买零食，我却没有。

母亲当即变了脸，厉声呵斥我：“你这孩子，毫无慧根，小小年纪就心生嫉妒，难怪功德如此之低！”

闻讯而来的大姨、舅妈们，纷纷围上来指责我。

“知夏，你怎么这么不懂事？你妈妈是为了你好。”

“是啊，高僧都说了，你命里业障重，需要多吃苦才能化解，不然会连累全家的。”

“快给你妈认错，说你愿意赎罪。”

四岁的我，被一群大人围在中间，孤立无援。

父亲只是在旁边皱着眉，最后叹了口气，对我摇了摇头。

渐渐地我接受了自己“天生有罪”的设定。

从此，我的人生被这个天平牢牢铐住，成了一个名为“业障”的囚笼。

冬天，妹妹穿着上千元的名牌羽绒服，暖和得像个小火炉。

我只能穿着洗得褪色的单薄旧棉袄，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。

我问妈妈，为什么我不能有新衣服。

她说：“业障重的人，要经历寒冷之苦，才能消业。”

有一次，我发高烧到三十九度五，浑身滚烫，意识模糊。

我哭着求母亲带我去看医生。

她却端来一杯凉水，冷冷地说：“这是业火焚身，是好事。说明你的罪孽正在被净化。念一百遍《心经》，烧就退了。”

而妹妹林知秋，不过是打了个喷嚏，流了点鼻涕。

母亲就紧张得不得了，立刻开车带她去了全市最贵的私立医院，做了一整套检查。

在长达十八年的精神虐待和物质匮乏下，我甚至一度真的相信了。

我真的以为，自己生来就是有罪的。

我吃的所有苦，受的所有罪，都是在为自己“赎罪”。

我甚至因为自己偶尔产生的“怨恨”和“不甘”而感到愧疚，觉得自己果然“慧根浅薄”。

直到那天，我无意中听到母亲在阳台上和闺蜜的电话，炫耀她的“驭女心经”。

“对付林知夏这种倔驴，就得穷养，往死里穷养。”

“把她的自尊心磨没了，让她觉得家里给她一口饭吃都是天大的恩赐，以后才会对我们感恩戴德，任劳任怨。”

“至于我们家知秋，那必须富养。女孩子眼界要高，以后才能钓个金龟婿，给我们全家增光。”

林知秋就在旁边，娇滴滴地附和：“妈说得对，反正林知夏就是个拖油瓶，她活着不就是为了给我和咱家的福报当垫脚石的吗？”

原来我承受的一切，不是为了“赎罪”，而是为了给她们母女俩的自私和贪婪“垫脚”。

我存在的意义，就是成为妹妹的对照组，一个用来凸显她有多么“富贵命”的工具人。

那一天，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没有哭。

我只是看着镜子里那个面黄肌瘦、眼神麻木的女孩，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：

林知夏，你没有罪。

有罪的，是他们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