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洋拿到钱后确实“风光”了一阵。

新车炫耀了没几天,就琢磨起“创业”。

盘下个店面说要开潮牌买手店,投入不小。

但小镇的消费力和审美,显然跟他的“潮牌梦”不太匹配。

没撑过半年,就灰溜溜关门大吉,据说赔进去好几十万。

又听说,他租给爸妈“过渡”的房子,是在老街最逼仄的旧楼里。

光线昏暗,楼梯陡峭,对于腿脚不便的父亲来说,上下楼简直是酷刑。

我妈曾试图抱怨,却被周洋一句“现在钱紧,将就下,等新房装好就好了”堵了回去。

那每月一万的养老金,自然成了周洋眼里“补贴家用”的稳定来源。

可这笔曾经在我看来是父母晚年保障的钱。

到了他手里,加上他自己的开销和女友的要求,总是捉襟见肘。

以前我隔三差五炖了汤、买了营养品送回去。

他们嘴上说不用,实际生活品质并不算太差。

现在,没了我的额外补贴,他们只能极度节俭,我妈甚至开始捡菜市场收摊时的便宜菜叶。

最糟糕的是父亲那边。

那些我当初交接给周洋的康复、医疗、补贴事宜,他一开始或许还应付几下,很快就不耐烦了。

高额的专业护工?

早就换成了价格低廉只负责做饭打扫的住家保姆。

对父亲的康复护理一窍不通。

需要定期提交材料、跑腿办理的残疾人补贴、医保报销?

周洋要么忘了,要么嫌麻烦拖着,好几笔补贴因为逾期未申报直接作废。

爸爸的康复训练断断续续,中药也停了,整个人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憔悴下去。

这些碎片化的信息,拼凑出一幅并不令人意外的画面。

我听着,心里偶尔会掠过一丝尖锐的痛楚,但更多的是苍凉的平静。

这是我早就预见,却无法阻止的。

直到一个周末,因为一件不得不回老家处理的证件事宜,我再次回到了老家。

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
处理完正事,鬼使神差地,我绕到了父母租住的那条老街。

在巷口那家看起来还算干净的小饭馆,我给他们打了个电话。

接电话的是我妈,声音里是掩不住的惊讶和一丝窘迫。

半个小时后,我在饭馆角落的桌子前,看到了他们。

不过短短几个月,他们好像老了十岁。

父亲坐在轮椅上,由我妈推着,他更瘦了,眼窝深陷。

身上那件毛衣袖口有些磨损,是我很久以前买的。

脸上添了许多深刻的皱纹,头发白了大半,胡乱扎着,身上穿着一件不合时节的旧外套。

看到我,爸爸混浊的眼睛里闪过一点光,嘴唇动了动,没说出话。

我妈则下意识地扯了扯衣角,努力想挤出一个笑容,却比哭还难看。

我点了几个清淡的菜,默默地把菜单递给我妈,让她加两个喜欢的。

这顿饭吃得异常安静,只有碗筷轻微的碰撞声。

我妈起初还有些局促,不停地给我夹菜,说着“你吃,你吃”,仿佛还是过去那个“心疼”女儿的角色。

但很快,她强撑的某种东西开始破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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