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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滴——滴——滴——”

有节奏的电子音钻入耳朵。

紧接着是刺鼻的消毒水味。

光线刺破眼皮，我猛地睁开眼。

眼前是医院洁白的天花板。

我想动，却发现浑身酸痛，一点力气都没有。

“醒了！病人醒了！”

旁边传来护士惊喜的呼喊声。

“快叫医生！昏迷十天了，终于醒了！”

一阵兵荒马乱的脚步声。

医生拿着手电筒照我的眼睛，问我各种问题。

我张了张嘴，嗓子干哑得像是冒烟。

“我妈……呢？”

这是我醒来后说的第一句话。

病房里瞬间安静了下来。

医生和护士交换了一个眼神，没人说话。

过了一会儿，门开了。

一个穿着警服的男人走了进来。

“你终于醒了。”

“十天前，你在机场大厅看到了空难的新闻。”

“你当场精神崩溃，晕倒在地。”

“医生说你是严重的应激性创伤，自我封闭了意识。”

我躺在病床上，眼泪无声地从眼角滑落，浸湿了枕头。

原来是这样。

“节哀。”

警察拍了拍我的肩膀，留下这两个字，转身离开。

我闭上眼。

脑海里全是母亲最后推开我那一幕。

哪怕是在我的梦里，哪怕是在我已经把自己逼成了“恶鬼”的情况下。

母亲依然本能地选择了保护我。

她不要我还债。

她只要我活着。

出院那天，天气很好。

久违的阳光洒在身上，却暖不热我心里的空洞。

我去领回了母亲的遗物。

东西不多。

一个烧焦了一半的行李箱。

几件被烟熏黑的旧衣服。

还有一个红色的网兜。

那是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，依然紧紧护在怀里的东西。

网兜已经被火烤得变形了，粘在了一起。

我费力地把它撕开。

里面的腊肠已经碳化了，黑乎乎的一坨。

但在最中间，包裹得最严实的地方。

还有一小包红薯干。

虽然有些干瘪，但依然保持着原本的金黄色。

那是母亲亲手晒的，挑的都是最甜的红心红薯。

我拿起一块，放进嘴里。

很硬，很难嚼。

咬开后，却有一股淡淡的甜味在舌尖化开。

苦涩中带着一丝回甘。

我坐在机场外的长椅上，看着远处起起落落的飞机。

手里捏着那张在遗物里找到的登机牌。

日期：2月3日。

那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凭证。

我没有哭，而是轻声说：

“妈，我会好好活着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