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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天晚上，我没有吃到生日蛋糕，也没有听到睡前故事。

尽管妈妈早就忘了我的生日……

我被妈妈强行塞进被窝，她看我的眼神冷冰冰的，再也没了以前的温度。

夜里，我做了噩梦。

梦见自己被绑在手术台上，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拿着明晃晃的刀子走向我，说要拿走我的“脑子”。

我拼命哭喊“妈妈救命”，可她只是站在旁边，抱着弟弟，冷漠地看着。

我吓醒了，浑身冷汗。

黑暗中，我听到隔壁房间传来压抑的哭声，是妈妈。

还有爸爸低沉的安慰声。

“她还那么小，我们怎么能……”

“那你说怎么办？看着康康死吗？我做不到，我真的做不到……”

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。

原来，爸爸的阻拦，也那么无力。

第二天，妈妈没有送我去幼儿园。

她请了假，寸步不离地看着我，仿佛怕我跑掉。

她试着对我笑，但那笑容很僵硬。

她拿出我最喜欢的草莓酸奶，语气刻意放软：“念念，昨天妈妈太着急了，吓到你了是不是？妈妈跟你道歉。”

我低着头，不说话，也不接酸奶。

妈妈叹了口气，把我搂进怀里。

这个怀抱，曾经那么温暖，现在却让我感到窒息。

“念念，你知道吗？弟弟的病很重很重，如果不用这个新方法，他可能……就要离开我们了。”

妈妈的声音带着哭腔，“你忍心再也见不到弟弟吗？你不想和弟弟一起长大，一起去游乐场吗？”

我脑海里浮现出弟弟软软小小的样子，他会咿咿呀呀地叫我“姐姐”，会把唯一的饼干掰一半给我。

我的心软了一下。

可是，我又想起妈妈说“就算要你的命，你也得给”，想起噩梦里的手术台。

我用力摇了摇头，挣脱了她的怀抱。

“妈妈，我救过弟弟两次了。”

我抬起头，第一次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想法，“我很爱弟弟，我不想他死。可是……可是我也会疼，我也会怕。”

“为什么救弟弟，一定要我变得不聪明，或者不能动呢？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”

妈妈愣住了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说出这么有条理的话。

她眼神闪烁，避开了我的目光：“……这是最新的技术，是最好的办法了。”

这时，爸爸拿着手机从阳台走进来，脸色灰败。

“我问了几个国外的同学，他们都说……这种神经干细胞移植还处于非常早期的实验阶段，成功率……并不像国内这家医院说的那么高，后遗症更是未知数……”

妈妈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。

“你什么意思？你宁愿相信外人，也不相信救儿子命的医生吗？”

“我不是不相信医生，我是……”爸爸痛苦地抓了抓头发，“我们不能拿念念的一辈子去赌一个不确定性啊！”

“赌？康康的命都快没了，我们连赌的资格都没有吗？”妈妈的声音又尖利起来。

家里的气氛再次降到冰点。

我看着再次争吵起来的父母，看着他们因为极度焦虑和痛苦而扭曲的面容，心里突然很难过很难过。

我不是不爱弟弟，我只是……也想被爱一下下。

我只是，也想有一条不用被切成一小块、一小块去救别人的，完整的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