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几天后，妈妈又开始对我“好”起来。

但这次的好，带着明确的目的性。

她买来了新的画笔和漂亮的画本，柔声说：“念念，上次是妈妈不对。我们来画点开心的好不好？画我们一家人在一起，你帮助弟弟的画面，好不好？”

她引导我画：我笑着给弟弟输血，我勇敢地躺在手术台上，我拉着弟弟的手在阳光下奔跑……

她甚至拿出手机，在我画画的时候录像，嘴里说着：“看我们念念多懂事，多爱弟弟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弟弟好起来……”

我画着那些违心的画面，感觉自己像个提线木偶。

我画我笑，心里却在哭。

这还不够。

他们带我去医院“看望”弟弟。

实际上，是让那个王总“偶遇”我们。

在病房里，妈妈抱着虚弱的弟弟，哭着对王总说：“你看这孩子多可怜……要不是他姐姐……”

她暗示性地看我一眼。

王总蹲下来，摸着我的头，语气“慈爱”：“念念真是个好姐姐，为了弟弟，受了不少苦吧？你愿意帮助弟弟的，对不对？”

在妈妈灼热的目光和弟弟痛苦的呻吟声中，我张了张嘴，那句“愿意”像石头一样卡在喉咙里。

最后，我只是极其轻微地点了一下头。

王总满意地笑了，妈妈也松了口气。

而我，感觉自己像被推进了一个更深的泥潭。

他们正在用另一种方式，一点点蚕食我的意志，把我“自愿”献祭的证据，精心包装起来。

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问题了。

或许是因为长期的精神压力和心理阴影，我开始频繁头痛、失眠，有时甚至会莫名其妙地呕吐。

幼儿园老师再次向妈妈反映，我在园里变得异常安静，有时会盯着一个地方发呆很久，叫也不应。

妈妈带我去看医生。

医生诊断我有严重的焦虑倾向和轻度抑郁，建议进行心理疏导，并强调“家庭环境至关重要，必须立刻减轻孩子的心理负担”。

妈妈拿着诊断书，脸色难看。

回家后，她对爸爸抱怨：“怎么这么娇气？一点事就抑郁了？心理疏导多贵啊！有这钱不如给康康买点营养品！”

于是，我的心理问题被无视了。

头痛时，妈妈只会给我吃最便宜的止痛药。

呕吐时，她会不耐烦地清理，嘴里嘟囔着“净添乱”。

我的世界，重新被弟弟的病和父母的焦虑填满。

那个清晨的短暂温暖，仿佛只是一个幻觉。

我意识到，我的“赢”，只是换来了一个更精致、更虚伪的牢笼。

他们不再明抢，而是要用“爱”和“道德”的名义，让我自己走进那个祭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