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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来听说，他回去把我们的原话告诉了儿子。

再后来，零星还有些消息从其他亲戚那里拐弯抹角传来：

方运和沈雯吵得很凶，差点离婚；沈雯父母觉得丢人，回了老家；

方运的工作终究没保住，现在跟人合伙做点小生意，起早贪黑。

这些消息像远处吹来的风，听到时心里会皱一下，但也仅止于此了。

我们的房车，变成了一个移动的家。

老方的身体时好时坏，但心情却开朗了许多。

我们不再赶路，在一个地方住腻了才离开。

旅行的第二年春天，在昆明一家医院例行检查时，医生看着老方的最新片子，有些惊讶：

“老先生，病灶控制得比预想的好。心态很重要，你们这样到处走走，很好，继续保持。”

从医院出来，阳光明媚得不像话。

老方忽然在街边拉住我，指着一家小店：“你看。”

那是一家小小的银饰店，橱窗里摆着一对简单的素圈戒指。

“咱俩结婚那时候穷，就扯了证，什么都没给你买。”

他声音有点哑，眼睛亮晶晶的，“现在补上，行不？”

戒指尺寸刚好。

我们又走了几个月，最后停在了大理附近一个不知名的小镇。

这里安静，阳光充足，邻居是本地白族老人和几个跟我们一样来养老的外地人。

我们用卖房剩下的一部分钱，买了个带院子的两层小楼，

楼上看苍山，楼下种花草。

傍晚，我们坐在院子里，远处苍山洱海罩在金色的夕照里。

“后悔吗？”我问他。

“后悔。”他说。

我心头一紧。他接着道：“后悔没早点想开，白白生了那么多闷气，损耗了身体。要是早点带你出来，咱们还能多走好些地方。”

我靠在他肩上，笑了。

“那……想孙子吗？”我轻声问。

他沉默了很久，久到我以为他睡着了。

然后，他极轻地说：“想。但那是他的儿子了。我们尽了我们的责，养大了儿子。没能教好他，是我们的遗憾。可剩下的路，得他自己走了。我们……也该走自己的路了。”

夕阳彻底沉入山后，繁星一颗颗亮起来，小镇的灯火暖洋洋地亮着，

每一盏光下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，完整而不被打扰的故事。

我们的故事，从这里，重新开始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