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落地异国他乡，现实远比想象的要残酷。

劳务派遣的工作，是在一家海鲜加工厂里杀鱼。

冰冷的海水，浓郁的腥臭，每天要在流水线上站立超过十二个小时。

手指被鱼骨划破，泡在盐水里，疼得钻心。

但我没有抱怨过一句。

比起那个令人窒息的家，这里是天堂。

因为在这里，我赚的每一分钱，都是属于我自己的。

我用所有下班后的时间，像海绵一样学习语言。

为了省钱，我每天只吃最便宜的白面包和清水。

半年后，我发现工厂包装流程上一个致命的漏洞，给老板挽回了一大笔损失。

我被破格从流水线工人提拔为领班。

一年后，我成了主管。

我用卖房那一百二十万做本金，小心翼翼地投资了几个朋友推荐的小项目。

那笔钱很快就翻了一倍。

两年后，我辞掉了工厂的工作，跳槽到一家跨国贸易公司。

我凭借那股不要命的狠劲，和流利的双语能力，从最底层的销售做起。

我拿下了好几个别人啃不下的硬骨头订单，业绩一路飙升。

三年过去。

我坐在市中心高级写字楼的独立办公室里，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。

公司决定要开拓国内市场，因为我熟悉那里的环境和文化，我成了回国负责人的首选。

我的外籍同事，一个金发碧眼的男人，端着咖啡走进来。

他笑着问我。

“安娜，要回你的家乡了，是不是很想念你的亲人？”

我摇晃着手里的红酒杯，殷红的酒液在杯壁上挂出痕迹。

我笑了笑。

“是啊。”

我轻声说。

“想死他们了。”

此时的国内，我那遥远的家。

陈家早已经家徒四壁。

我弟陈强的腿，因为后续治疗费用跟不上，最终还是留下了后遗症，成了一个跛子。

他找不到像样的工作，整天待在家里酗酒，喝醉了就打砸东西。

我爸在那次打架和后续的奔波中，被人打断了两根肋骨，再也干不了重活。

他们一家三口，挤在城中村一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里。

靠我妈每天去捡破烂，翻垃圾桶，换一点微薄的收入维持生计。

他们每天都在咒骂我。

用最恶毒的语言，诅咒我在外面客死他乡，不得好死。

他们不知道。

我回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