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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术那天，我一个人去了医院。

护士问有没有家属陪同，我把朋友的号码留作紧急联系人。

她在外地出差，凌晨赶了最早一班飞机回来，还是没能赶上我进手术室。

换上病号服时，我把手放在小腹上。

那里仍旧平坦，什么也看不出来。

医生又一次向我确认意愿。

我闭上眼，点了头。

麻醉推进血管前，我想起姐姐出事后的第一个冬天。

那时母亲不敢进她的房间，父亲整夜坐在阳台抽烟。

只有我每天照常替她擦桌子、给窗台的栀子花浇水，仿佛只要屋里一切不变，她就还会背着书包推门回来。

后来花还是枯了。

我也终于明白，有些离开不是等得够久就能等回来的。

出院时，外面下着小雨。

裴临川站在医院对面的树下，浑身已经湿透。

他没有过来拦我，只隔着一条街看着我。

我上车以后，他才发来一条消息。

【对不起。】

【孩子的事，对不起。林栀的事，也对不起。】

我看了很久，最终没有回复，只把号码拉进黑名单。

一句对不起太轻了。

轻得接不住姐姐从教学楼坠下的身体，也接不住一个还没来得及来到世上的孩子。

警方再次找我补充笔录时，案件已经取得重大进展。

裴家司机承认当年作伪证，学校原副校长也交代收款后要求学生统一说辞。

结合现场物证、原始视频、证人证言以及两人当晚在电话中的陈述，姐姐的死亡不再被简单认定为自杀。

裴临川和霍燃被依法采取强制措施。

消息公布那天，裴家撤回了所有试图压下舆论的声明。

霍家则派人送来一份巨额补偿协议，被我当场退了回去。

裴临川的母亲也来见过我。

她没有道歉，只说裴临川还年轻，一旦留下案底，一辈子就毁了。

她愿意给我和母亲一笔足够余生无忧的钱，希望我能向警方说明，当晚的录音只是两人争执时的夸张之词。

我把五年前姐姐躺在教学楼下的照片推到她面前。

“林栀死的时候也很年轻。”

“你们毁掉她一辈子时，怎么没有人问一句，她以后该怎么办？”

裴母盯着照片，终于说不出话。

母亲问我：“为什么不要？”

我说：“因为姐姐不是一笔可以谈价钱的损失。”

我们不要他们用钱买安心。

我们只要真相写进她的名字旁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