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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了网络汇聚的涓涓善意和迅速到位的部分捐款，再加上我和丈夫果断卖房的钱，医院账户上的数字终于不再是触目惊心的赤字。

最昂贵的进口特效药用上了，最好的烧伤科专家被请来会诊，父亲的感染指标在精心的治疗下逐渐得到控制。

虽然仍未脱离危险，但生命体征终于趋于平稳。

医生把我叫到办公室，语气比之前轻松了些：“你父亲闯过了最凶险的感染关，真是奇迹。不过……”

他顿了顿，“双腿的情况不容乐观。左腿保住的希望很小，即使不截肢，功能也会严重受损。”

“右腿经过多次手术，也许能保住，但肯定会留下残疾，未来需要拐杖辅助行走。”

“能保住命，能站起来，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。”我红着眼睛，却由衷地感谢医生。

母亲听到这个消息，捂着脸泣不成声，但这次，是带着希望的泪水。

父亲在半个月后，终于从ICU转入普通病房。

虽然全身裹满纱布，虚弱得说不出话，但那双熟悉的眼睛睁开，看向我和母亲时，我们都觉得，所有的付出和挣扎，都值了。

又过了一个多月，父亲情况进一步好转，能够进行简单的交流。

我挑了个阳光很好的下午，坐在他床边，握着他布满疤痕的手，一点点，把火灾之后发生的事，告诉了他。

我说得很慢，尽量平静，但父亲的眼角，还是缓缓滑下了浑浊的泪水。

他张了张嘴，喉咙里发出嘶哑的气音。

我俯身去听。

“……傻……丫头……”他费力地说，“……难为……你了……”

我摇摇头，眼泪也掉下来：“爸，不难。只要你能好起来，什么都不难。”

他闭了闭眼，再睁开时，里面是深切的痛楚，但还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清明。

他轻轻捏了捏我的手，目光转向窗外明媚的阳光，沉默了很久。

几天后，父亲精神好些了，能坐起来片刻。

他让我把那些欠条拿来。

我有些犹豫：“爸，律师在处理，您别操心。”

他却很坚持，眼神是我从未见过的执拗。

我只好把那个档案袋拿给他。

他用还能轻微活动的手指，颤抖着，一张一张地翻看。

那些熟悉的名字，熟悉的金额，熟悉的红手印。每看一张，他的呼吸就沉重一分。

看完最后一张，他靠在枕头上，久久没有说话。阳光照在他缠满纱布的脸上，映出深深的阴影。

“带我去。”他突然说，声音沙哑却清晰。

“去哪儿？”

“去见他们。”父亲的眼神投向空中，平静得让我心痛，“有些话，有些账，我亲自去说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