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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巴车晃晃悠悠开了两个多小时，停在邻县的一个小镇上。

我没有去大城市，也没有什么逆袭的剧本。

我只是一路走到镇边的一家社区康养驿站，敲开了负责人的门。

驿站缺人手，我凭借护士资格证留了下来。

包吃包住，工资不高，但这里很安静。

每天的工作就是给老人量血压、做登记、陪他们去院子里晒太阳。

最重要的是，这里没有人替我做决定。

我的手腕肿了三天，贴了膏药，慢慢消了下去。

在这里的第一个星期，我睡了六年来最安稳的一个觉，没有因为等周斯年的消息而失眠。

可我知道，周斯年不会轻易接受这种失控。

他发现自己被全面拉黑后，先是让车行的员工给我打电话。

我看到那些熟悉的号码，一概拒接。

后来，他去找了我的父母。

母亲在电话里告诉我，周斯年提着很多补品站在我家门口。

父母没有骂他，也没有收他的东西，只是隔着门说：

“婷婷说，她想静一静。”

周斯年听完，反而笑了。

“叔叔阿姨，她从小就这样，生气了就喜欢躲起来，你们别担心，等她气消了，我去接她。”

他还在用过去的逻辑理解我。

他笃定我只是在闹脾气，也笃定我离不开他。

我换了新号码，但这世界很小，旧关系的影子总是能轻易追上来。

叶晴在车行的老客户群里发了一条消息。

“有些人离开前把账算的太清，倒显得这几年真心都像借条一样。”

她没有点名道姓。

但群里的人都知道她说的是谁。

很快，就有以前认识的熟人辗转加了我的新微信。

“宋婷婷，你和周老板到底怎么了，六年感情，真没必要闹的这么难看。”

“他平时对你挺好的，你别太作了。”

我看着屏幕上的那些字，心里毫无波澜，直接点了删除。

我想重新开始。

但周斯年带给我的标签，一直黏在我的名字上。

深秋的傍晚，镇上降了温。

我刚给一位患有阿尔茨海默症的奶奶掖好被角，准备关灯离开。

驿站前台的阿姨喊我：“小宋，外面有人找。”

我走出去，推开院子里生锈的铁门。

周斯年站在昏黄的路灯下。

他穿着一件深灰色风衣，手里提着一个装满药油和纱布的袋子，另一只手拿着那把浅蓝色的长柄伞。

他看着我，眼神里带着高高在上的包容。

“婷婷，”他把伞往前递了递，“我接你回家。”

我看着那把伞。

可我已经没有家在他那里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