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妹妹六岁那年查出一种罕见的痛觉超敏，神经末梢的毛病，风重一点刮在她身上，都像刀割。

从那天起，我家立了规矩。

走路踮脚，说话压嗓，电视静音。

还有最要紧的一条——这个家里，喊疼是妹妹一个人的事。

我十二岁摔裂手腕，喊了一声疼，妈妈说，妹妹每天比你疼十倍。

我发烧四十度，爸爸让我去药房给妹妹取药，说你身体一直好，别矫情。

后来我学会了藏。

藏到十六岁，学校体检，校医在我肚子上摸到一个包块，让我立刻住院。

单子我一张一张收着，攒了厚厚一本。

家长签名那一栏，全是空的。

再后来，妹妹的生日宴上，我当着两桌亲戚倒了下去，血把裙子洇透了。

妈妈蹲下来，压着嗓子问我的第一句话是：

“这么多人看着，你就不能挑个日子？”

......

妹妹确诊那天，我八岁。

爸妈带她去省城看了半个月，回来的时候，妈妈瘦了一圈，抱着妹妹下出租车，像抱着一件随时会碎的瓷器。

我跑下楼去接，在单元门口的台阶上绊了一跤，膝盖磕在水泥棱上，破了一大片。

“妈，疼——”

那个“疼”字只喊出一半，就被一只手捂住了。

妈妈蹲在我面前，力道大得指甲掐进我腮帮子，眼睛却越过我，紧张地看向妹妹。

多多被爸爸抱着，正把脸埋进他肩膀里，小声抽气。

医生说过，她的神经太敏感，别人的哭喊声都会让她跟着揪起来。

妈妈把我拽到楼道拐角，才松开手。

“岁安，你是姐姐了。”

“妹妹得的是罕见病，一万个人里挑不出一个，她这辈子要遭的罪，你想都想不出来。”

“往后在家里，这个字，咽下去。”

我点了头。

八岁的我不太懂什么叫痛觉超敏，只记住了两件事。

妹妹的疼是真的，大的，要紧的。

我的疼是小的，可以不算的。

确诊那天的事，我记得很清，医生在诊室里讲了四十分钟，爸妈出来的时候，脸都是灰的。

妹妹趴在我背上睡着了，我背着她在走廊站了整整四十分钟，腿麻到失去知觉。

没有人问我累不累。

从那一天起，就再没有人问过了。

那天晚上，妈妈在客厅立了规矩，一条一条说给我听：妹妹睡觉后走路要踮脚，妹妹在家电视只能静音，妹妹发作的时候，谁都不许弄出动静。

爸爸在旁边的挂历上写字。

那本挂历从此换了用途。

复诊日，理疗日，换药日，忌口清单，一格一格，写得密密麻麻。

全是妹妹的。

当天晚饭，是我们家第一顿静音饭。

汤勺碰了一下碗沿，叮的一声，全桌的目光齐刷刷扎过来。

爸爸起身，把我的椅子连人一起，搬到了离妹妹最远的那一头。

“你动静大，坐这边。”

从那顿饭起，那个位置就是我的了。

离电视最远，离门最近，上菜最后轮到。

我的期末考试、我的生日、我的家长会，也从来没上过那面挂历。

过年亲戚上门，表弟满屋乱窜，全家如临大敌，姑父一把把他捞住，压着嗓子训话。

我蹲着收拾茶几，指头被崩开的瓜子壳划了道口子，血珠一下冒出来。

妈妈第一时间转头看的，是妹妹的房门。

“没吵着多多吧？”

我把手指含进嘴里，说没有。

有一回我踮着脚问妈妈，我的生日是不是这周六。

妈妈翻着挂历说，这周六多多复诊，你的生日过什么，又不是小孩了。

那年我九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