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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岁那年，我在体育课上摔裂了手腕。

单杠上下来没站稳，整个人向前扑，右手撑地，咔的一声，我自己都听见了。

疼得眼前发白。

老师要打电话叫家长，我拦住了，说我妈在陪我妹妹理疗，别打。

我自己捧着手腕坐了两节课，肿得像发起来的馒头。

放学回家，我把手伸给妈妈看。

“妈，我手腕摔了，特别疼。”

那个字终于又说出口了，四年来的第一次。

妈妈正在给妹妹调理疗仪，头也没回。

“能动吗。”

“能动就没断，忍忍。”

“多多今天做脱敏，疼了一下午，一声都没吭，她每天受的疼是你的十倍，你摔一下叫什么。”

我把手缩了回去。

那天夜里手腕胀得睡不着，我把毛巾用凉水浸了裹在上面，一个人在黑里换了四次水。

第三天，是姑姑来家里送东西，看见我的手，脸唰一下就变了。

她拽着我去了医院，片子出来，骨裂。

打石膏的时候，医生问，怎么拖了两天。

姑姑看着我，我看着石膏，谁都没说话。

学校要病假条，得家长签字。

妈妈签得很痛快，落笔之前还添了一行：在家自己摔的，与学校无关。

签完把条子递给我，叮嘱的是别给学校添麻烦。

那是我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她的签名可以来得那么快。

只要落笔护的是她自己，那支笔就快得很。

那道裂缝后来长好了，就是每到阴天，腕子里像有根细线，一抽一抽地酸。

我没再提过。

提了也一样。

也是那一年冬天，妹妹半夜发作，家里的备用药见了底。

凌晨一点，爸爸敲开我的房门。

“岁安，去趟东门的二十四小时药房，给妹妹拿药，处方在桌上。”

我烧着四十度，那是我灌了三天热水硬压着的一场重感冒。

“爸，我有点发烧……”

“你身体一直好，别矫情。”

“你妈走不开，我得盯着多多，快去快回。”

我裹上外套出了门。

十二月的风往骨头缝里钻，我一路走一路冒虚汗，药房的白炽灯晃得我睁不开眼。

取药的老药剂师把药推过来，多看了我两眼。

“孩子，你自己脸都烧红了，要不要顺便挂个号？”

我摇摇头，把药抱进怀里。

“我没事，我身体一直很好。”

这句话我说得很熟。

熟到我自己都快信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