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方敏出狱那天，是个阴天。

她茫然站在街头，无处可去。档案有了污点，没有单位肯接收她，亲戚更早已断绝来往。

不知怎么辗转打听，她竟找到了那个蜷缩在桥洞下、浑身散发着酸臭味的瘸腿乞丐高建民。

两个相互怨憎、彼此都觉得是对方拖累了自己的男女，此刻却成了对方唯一能抓住的证明。

他们挤在肮脏潮湿的桥洞下，靠着那点乞讨所得和捡来的剩饭，像一对活在阴沟的蛆虫，苟延残喘。

而高伟，在又一次刑满释放后，似乎彻底烂掉了。

恶习深入骨髓，偷窃成了唯一的生存技能。后来竟发展到在昏暗小巷里拦路抢劫下夜班的女工，虽然每次抢到的不过十几块钱，但性质极其恶劣。

再次被抓，等待他的是更长的刑期。

我的生活，却向着温暖和光明稳步向上。

因为工作认真负责，管理有方，我被提拔为招待所的副所长。上下关系融洽，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。

赵从文也事业顺利，我们相互扶持，彼此尊重，感情在平淡的日子里愈发深厚稳固。

小雅长大了，出落得亭亭玉立，和我这个“后妈”关系融洽，家里总是充满笑声。

有一次，我骑车路过当年住过的那片筒子楼。

那里早已拆迁完毕，盖起了一座崭新的、亮堂的大商场。人来人往，热闹非凡。

往事连最后一点痕迹，都彻底湮灭在时代的尘埃里。

后来，一个以前的邻居辗转找到我，吞吞吐吐地说高建民病得很重，恐怕熬不过这个冬天了。他哀求着，想再见我一面。

我沉默了很久。最终托人捎去一笔钱，数目足够他应急看病，或是买些想吃的东西。

但我明确地带去一句话：钱可收，人，决不会再见。

高建民弥留之际，意识时而清醒，时而模糊。

清醒时，他就反复哀求身边的人，无论如何，再去求求林英，求她来见最后一面。他说有太多的悔恨和抱歉，必须亲口说出来。

我一次又一次，冷硬地回绝。

方敏为了给他买点止痛药，或是弄点有油水的吃食，竟去附近菜市场偷窃。手法生疏，眼神慌乱，当场就被摊主抓住。

在派出所里，她哭天抢地，捶胸顿足，诉说自己命运的悲惨和不公。

我的小家，却正温馨美满。

小雅读大学，开学时，她一手拉着赵从文，一手紧紧挽着我，笑容灿烂地对着她的同学和老师介绍：“这是我爸，这是我妈！”

那一声清晰、自然、充满骄傲的“妈”，让我猝不及防，眼眶瞬间就湿了。

几乎同时，高伟在狱中不知通过什么途径，得知了父亲在贫病交加中凄惨离世的消息。

据说他当时就崩溃了，嚎啕大哭。之后写了一封长长的忏悔信，字字泣血，句句哀求，求我原谅他年少无知，求我看在血缘份上，给他一次改过的机会。

信辗转送到我手里。

我拿着信，在窗边站了很久。夕阳把天空染成一片温暖的橘红。

最终，我没有拆开。拿起笔，在信封上写下“查无此人”。

原路退回。

过去的一切，早在我毅然转身、步出那个家门雨夜，就已彻底斩断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