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里没人。
老公去公司了,婆婆去打麻将了,儿子上学去了。
我一个人在家里,把东西都收拾好了。
重要的证件、银行卡、手机、充电器,还有那十万块钱,都装进一个包里,藏在床底下。
我去了律师事务所。
一个年轻的女律师接待了我。我把那些照片、截图、记录一样样给她看,把这些年的事一件件讲给她听。
她听完,沉默了很久。
然后她说:“大姐,这些证据足够了。家暴、转移财产、婚内出轨,这些都可以作为离婚的有利条件。房子、存款,你能分到一大半。”
我点点头。
“但是,”她说,“你要想清楚,一旦起诉,就是撕破脸了。以后你们就是仇人了。”
我说:“早就撕破了。”
她看了我一眼,没再说什么。
从律师事务所出来,我站在门口,抬头看了看天。
天很蓝。
我掏出手机,给菊芬打了个电话。
“姐?”她的声音有点紧张,“怎么了?”
“菊芬,”我说,“我想好了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,然后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
“好,”她说,“你什么时候过来?我去接你。”
“过几天。”我说,“这边还有点事要处理。”
“什么事?”
我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,慢慢说:“让他们知道,我不是好欺负的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