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里没人。

老公去公司了,婆婆去打麻将了,儿子上学去了。

我一个人在家里,把东西都收拾好了。

重要的证件、银行卡、手机、充电器,还有那十万块钱,都装进一个包里,藏在床底下。

我去了律师事务所。

一个年轻的女律师接待了我。我把那些照片、截图、记录一样样给她看,把这些年的事一件件讲给她听。

她听完,沉默了很久。

然后她说:“大姐,这些证据足够了。家暴、转移财产、婚内出轨,这些都可以作为离婚的有利条件。房子、存款,你能分到一大半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“但是,”她说,“你要想清楚,一旦起诉,就是撕破脸了。以后你们就是仇人了。”

我说:“早就撕破了。”

她看了我一眼,没再说什么。

从律师事务所出来,我站在门口,抬头看了看天。

天很蓝。

我掏出手机,给菊芬打了个电话。

“姐?”她的声音有点紧张,“怎么了?”

“菊芬,”我说,“我想好了。”

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,然后她长长地呼出一口气。

“好,”她说,“你什么时候过来?我去接你。”

“过几天。”我说,“这边还有点事要处理。”

“什么事?”

我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,慢慢说:“让他们知道,我不是好欺负的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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